尼采的年代「来自60年后的人」

在尼采逝世60年后，卡尔·洛维特写作了一篇题为“60年后的尼采”的论文，考察了尼采的形象和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域所经历的意义变化，并从中探讨尼采与时代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篇论文被收录在三辉近期出版的《尼采》一书中，构成了洛维特对尼采思想连续性研究的重要部分。

今天，我们从中摘选部分，以飨读者。

60年后的尼采

文/卡尔·洛维特

收录于《尼采》

本文为摘选

我们今天对尼采的看法和六十年前不同，因为他的名声和影响都与日俱增。他离我们更近了，因为他其实已经远离了我们。他对欧洲的未来的有些预言，虽然是以预料不到的方式，但确实实现了；并且他的有些在他的时代人们听不进去的说法，也都在当代思想的内部成了一种共识。

当人们将意义的转变当代化，就会经验到尼采的形象和作品，于是判断和评价中的重点就会发生转移。这种判断和评价以对道德家和心理学家的承认开始的；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一代年轻人的查拉图斯特拉－崇拜为顶峰；在第三帝国对尼采的讽刺漫画式评价中有了一种颠覆，第三帝国想要检验“权力意志”；最后结束于历史的终结这一论点，即认为尼采合乎逻辑地完成了西方的整个形而上学。——这种新的心灵，在1909年就通过史蒂芬·乔治的诗“歌唱”；在1938年一个统一的尼采－档案馆又宣布世界会康复为“查拉图斯特拉本质”；最近又通过一个思想家提问“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这个思想家毫无疑虑地将尼采归入最伟大的欧洲形而上学家的行列，并将他归入和抹平为“遗忘存在”的历史。

《不合时宜的沉思》，尼采 著， 李秋零 译。

但尼采事实上究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更倾向于是一个诗人？跟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相比，他是个充满激情的业余爱好者，因为他相比于自己的时代，更想实现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跟索福克勒斯和荷尔德林相比，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之歌和寓言式的谈话，以及其他少数例外，又都是“思想的经验”的艺术外衣。就他的前景和广度来看，尼采是一个哲学作家，就好像克尔恺郭尔是一个宗教的作家，只是他没有那些概念性的思想中的技巧而已。就他的深度和背景来看，他又是一个真正爱智慧的人，他寻找着始终存在的和永恒的东西，并因此而想要超越他的时代和时间本身。他是我们的时代的伟大批判者，并且作为哲学家是一个对永恒具有爱的人。他对时代的批判中的某一些，从早期的《不合时宜的沉思》到《查拉图斯特拉》直到最后的作品和遗稿，都已经过时了——另一些则相反，还从未被我们赶上。就他的思想的历史前提依然还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前提而言，我们在尼采身上直接认出了自己；而就他的哲学思想超越了对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意识、达到了对永恒或始终存在的思想而言，他对我们来说又是不可认识的和陌生的。尼采将向着20世纪的前进视为19世纪中所有落潮和涨潮的伟大标志，并且我们也完全在他的圆圈中运动。他的作品已经通过它们的光芒和激情而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气氛，我们就在这种气氛中呼吸，即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的总体或其中的某一部。但尼采也说了某些完全不合时宜的东西：例如他关于伟大的“存在之圆环”，以及关于在自身中运动的“圆圈”的说法，这种圆圈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目标、既没有开始也没有完成、既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尼采的“一种未来的哲学的序曲”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一段尾声；尽管我们始终要在他所说出的东西的范围内理解他的意义，但他本身的和最终的意志所考虑的却并不是未来的新的可能性，而是意志着永恒轮回着的游戏，就像一个孩子和他自己玩耍一样，这种游戏在一种“没有目标的时间”中，和物理的宇宙的世界玩耍。

尼采的振奋人心的作品所产生的有力影响，首先超越了对它的思想上的阐释。他的写作方式太过个人、迷人，或者也是太过挑衅的，以至于很难从中得出一种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思索。它并不是一种对于彻底考虑清楚的的思想的清楚的总结，而是散落为一个由格言式的灵感所组成的王国，或者它们构成了一些思想的图像，它们有时非常美丽，而更多地则给人一种以论战的方式堆积起来的印象。这种文学上的产品的影响，对科学式的哲学的影响显然要少于对整个欧洲文学和思想方式的影响。一位丹麦文学史家乔治·布兰德斯在1888年第一次举办了关于尼采的讲座；一位意大利人加布里尔·德´阿农齐奥在尼采去世的那年在《破坏之死亡》（Per la morte di un distruttore）一诗中宣告了他的名声。对尼采的生平和著作的最为全面的阐释，我们该归功于法国文学史家查尔斯·安德勒。安德烈·吉德、史蒂芬·乔治和里尔克，鲁道夫·潘维茨和奥斯瓦·施宾格勒、罗伯特·穆齐尔、恩斯特·荣格尔、戈特弗里德·本和托马斯·曼——他在1924年的纪念讲话中说，任何一个相信欧洲的未来的人，都深信尼采这个名字——没有尼采的话，上述这些人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从半个世纪前就是一个口号，一个人们并非从字面上接受的口号。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尼采在安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影响则很少受到关注，在那里常识和一种理性的怀疑主义使人们不会对如此极端的思想产生热情。只有两个使用英语的作家和尼采有一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他的小说《死去的人》是一部与尼采的《敌基督》相对立的作品；以及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将《查拉图斯特拉》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大白鲸》、《堂吉诃德》并列为“五本巨大的书”，此外他自己的《智慧七柱》也应归于其中。在美国尼采这个名字所唤起的并不是文学和哲学上的联想，而是政治上的联想。历史学家C·布林顿在他广为阅读的关于尼采的书中，将尼采判断为一个有抱负的德国教授，他想要在善与恶的彼岸进行哲学思考，但却没有“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彼岸”。另一方面德国教授们则给尼采打上了第三帝国的领袖的标签，并且毫无疑虑地将查拉图斯特拉的讲话和希特勒的“文化讲话”等同起来。这两种看法都应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他们全体都在谈论我……但没有人——想着我！［……］他们在我四周的喧闹之声展开一件外衣来包裹我的思想。” *对尼采哲学进行的政治上否定的和肯定的论证都同样荒谬，它们都同样向我们指出了它的问题。它们唤起了对任何一种公开的思想、谈话和写作的历史责任的追问，虽然这种追问来得并不及时。在尼采那里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也即他从一开始就通过他的作品产生影响，并且他作为哲学家想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医生”，以便最终起草一个世界历史的规划，这一规划的目的是一种“伟大的政治”。《瞧，这个人》的最后一段——“为什么我是一种命运”——中说：“有朝一日［……］回忆将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于世上从未有过的危机的回忆，对于最深的良知冲突的回忆，对于一种引发反对被信仰、被要求、被神圣化了的一切东西的裁决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甘油炸药。［……］我不愿成为圣徒，而宁可成为一个小丑［……］而且尽管如此，或者毋宁说，并非尽管如此——因为迄今为止没有比圣徒更具欺骗性的了——发自我内心的真理说。——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一直都把谎言叫作真理。——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用来表示人类至高的反省行为的公式，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我身上的血肉和天赋了。我的命运所意愿的是，我必须成为第一个正派的人，我要懂得自己是与千百年来的欺骗相对立的［……］。唯我发现了真理，因为我手相感觉到谎言之为谎言［……］。我矛盾，前所未有地矛盾，尽管如此我却是一种否定精神的对立面。［……］ 唯从我才又出现了希望。尽管如此我必然地也成为厄运之人。因为如果真理与千百年来的谎言处于斗争种，那么，我们就会有种种震撼，一种地震地痉挛，诸如此类从未梦想到的东西。政治这个概念于是完全在一场精神战争中消散了，旧社会的所有权力产物都已经被炸得粉碎——它们统统都是基于谎言：将会出现战争，世上从未有过的战争。唯从我开始世上才会有伟大的政治。” *

尼采在爆发疯狂时希望去罗马召开一次欧洲会议，并希望通过一个反德同盟挑起对德国的“绝望的战争”。他在1888年预计，对他来说正确的时间是几十年后世界历史的危机和战争到来的时候。但引起疯狂爆发的东西，却是很久以前就出现在尼采关于拿破仑和人类的未来的清晰思想中了。他最终也将对真理的意志发展为一种“对权力的意志”，充满生命力的本质就属于这种意志，尼采创造了一种统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多数人是服从的，少数人是下命令的。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最终他根本就不想为哲学家写作，而是为未来的“大地的主人”写作，他立刻就在德国和俄国看到了这种大地的主人的登场（他对美国和亚洲没什么认识），因为在那里野蛮的力量还没有屈服于现代文明的“驯服的野蛮”。并且他以前所未闻的强硬和无所顾忌的态度——他在他的私人生活关系中从来都没能采取这种态度——确定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之后贯穿了公众的意识，并用整整十二年贯彻下去：关于危险的生活的原则、对同情和对幸福的渴望的蔑视，以及对于一种行为中的决定性的虚无主义的坚决，因此人们应当指出那些堕落的东西。

《偶像的黄昏》，尼采 著，卫茂平 译。

当尼采在《权力意志》前言中描述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它的来源和未来时，他也就不只是想要作出诊断，而是要将他预料到不可避免的东西加以“唤起”、推动和决定。他预见了时代的繁荣外表下的未来的湍流，不只是因为他的目光锐利，而是因为他扮演了所有严肃的天命。他曾经摘录过加里阿尼题为《20世纪》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远见是当前欧洲战争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不能预测任何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很太平［……］”，并作了这样的评论：“由于我完全没有我的朋友加里阿尼的反战观点，我也就无惧于预告某些东西，即使这些东西会以某种方式引起未来的战争。”但谁还能将一种历史的责任从尼采的哲学中排除出去或者——就像同一个人所说的——满足于对“天命”和“命运”——它对一切负责同时又为一切辩解——的呼唤呢？

尼采的作品创造了一种精神上的气氛，在其中某些特定的事物成为了可能，并且第三帝国时期它的大量出版的现实性也并非单纯的偶然。尼采徒劳地强调，他的《权力意志》应当仅仅是一本关于思想的书；因为他的思想恰恰就是对权力的意志，从中他意识到，他作为一种原则，对于德国人来说将会是可以理解的。那些讲述“支配世界的语言”的人以及像尼采那样知道自己是欧洲的命运的人，不得不也将天命“抓在手中”，以便证明他就是天命。因此，那种想要减轻尼采在历史中的实际罪责的尝试，就像相反的想要将任何对他的作品的误用都归咎于他的尝试一样，都是错误的。显然尼采很难从希特勒身上认出他自己，就好像卢梭也很难从罗伯斯皮尔身上认出他自己一样；但这一点却并不能改变，尼采和卢梭都为一种颠覆做好了准备并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亲自去走那条道路。尽管在一个有意识的作者所说出的思想和他可能的历史后果之间并没有一种单向的关系，但任何一种公开说出的思想都有这样一种后果，尤其是当他自己就是挑衅的并且事实上也是被挑动起的。

一种思想的责任总是有两个方面：作者对于他所想要表达的说法的直接的自我负责，以及对他的要求所一定会引起的可能的回答的间接的共同负责。在这两者间是不能划等号的，但它也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对于公开出版物的有意识的意图的直接责任，是和［由于对它的可能的接受而产生的间接责任］相联系的，对于这种接受而言，某种思想就是已经公开发表了的。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对任何人说出某种思想，而同时对可能的后果毫无预见和顾忌，这是和任何人类的智慧都相反对的。优秀的演说者和作家总是能够区分，什么是该清楚明白地说出的、或者只是暗示的、或者是该隐瞒的；他会根据不同的情形在一种公开的表达方式和一种隐秘的表达方式的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对于其他时代来说显然人人熟练的演讲和说服的艺术，但自从我们适应了大众化的现代教育和教养之后，它却被我们丢失了，这种教养的方式将表达方式中的区别都拉平到一般的理解力的水平。尼采已经意识到了对［那些并非为每个人准备的］事物进行公开的表达的困难之处，因此他为他“约书”也即《查拉图斯特拉》起了这样的副标题：“一本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的书”：为为所有人，是指为了所有能够阅读的人；不为任何人，是指不为那些不能分享作者的经验和前提、并且也不能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和不能理解该如何解释所读到的东西的人。尼采自己将他的《查拉图斯特拉》视为一本难以理解和难以接近的书，其“真理”并不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他所针对的是所有的个人。他那对于直接公开的影响的不断增加的意志，却在于［对私人的隐蔽的东西的偏爱］引人注目的不成比例，就好像他对年轻人和朋友的渴望，也带有一种强烈意愿的和极端的融合的激情。尼采对于这种情况又会怎么说，即他的某本书的第一版只卖了六本样书，而在1906年则准备了六万册！？

在这期间，人们只是卓有成效地用锤子思考、引爆了炸药，并且用尼采那种显然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人类的历史“切成两半”，就好像已经变得流行的危险的生活的原则，还依然能够引发人们的兴趣一样。尼采所意愿的对欧洲的“男性化”是一个长达十二年的灾难，并且它的开端也就是它的终结。时代本身已经超越了尼采，并且我们也赢得了对于他的一个历史的距离，这种距离是不容轻视的。对于生活来说，历史的“弱点”也是一种优势，也就是说是一种更为自由地看待事物的优势。如果尼采只是他的和我们时代的哲学家，以及19世纪的批判者，那么对他的思想的要求在今天就仅仅只是一种回响。如果他尽管有其合乎时宜和不合时宜之处，但还是对我们说了某些具有哲学意义的东西，那么这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更广的视野下观察他的和我们的时代的，并且是从一种始终存在的或者永恒的东西出发的。

关于尼采与时代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他在于他的时代的关系中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第二种，他被作为［他自己的时代的彻底的时代产儿］的哲学家而加以思考；第三种，他作为对“真理”具有爱的人，也是一个对“永恒”具有爱的人——更不用提他对于时代的［不合时宜的］合乎时宜之处了。青年尼采的第一批公开出版的书和手稿基本上都是“不合时宜的沉思”，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涉及语言和文学、教育和课堂、历史和古典语文学、道德、宗教和哲学。这种批判是通过反对当代所特有的表象方式来达到的，以便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来判断和谴责当代。它一开始产生于七十年代，那时尼采将对于更新德意志文化的希望系于理查德·瓦格纳，并考虑要通过“拜罗伊特”实现这一点。 他是从他对希腊文化、古典文化和教养的知识中赢得批判的标准的。他是在对这样一个时代的视野下观察他自己的时代的，那个时代以荷马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开始，并以基督教的遗产的衰落终结。他的历史感让他认识到，现代世界离希腊文化和离基督教都一样遥远，因为这两者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都在于一种宗教的文化领域。因此，真正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指出希腊文化是无法再重复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的迄今为止的基础也是如此”。教会的基督教只是古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是古代在其中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因为“概念的彩虹”不会将我们引回希腊城邦。随着基督教的消失，希腊和罗马的世界也会越来越难以企及和难以持续。因此哲学家必须是我们的教养和教育状况中的“伟大的怀疑主义者”，因为哲学家明白，希腊－罗马世界和罗马－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和政治前提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眼下的“文化”是没有持续性的，因为它建立在几乎已经消失的状况和观点的基础上。

注：文中方括号（［］）中为原文中没有、译者为了让断句更清晰、译文更可读而另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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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德] 卡尔·洛维特 著

刘心舟 译

三辉图书/中国华侨出版社

ISBN:978-7-5113-7768-5

三辉图书天猫店已上架

尼采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蹩脚的诗人？尼采的学说预言了虚无主义的来临，还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尼采的永恒轮回与权力意志之间，是否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本书收录洛维特关于尼采的全部重要作品，一部代表性专著《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九篇极具洞见的哲学论文，以及对于1934—1964年间主要的尼采研究作品的精彩评述。洛维特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尼采哲学中起统一作用的基本思想，拆解缠绕在尼采周围的各种迷思。

洛维特认为，尼采的哲学既不是一种统一的封闭体系，也不是自相矛盾的零散格言，而是一个体现在格言中的体系，并且只有在作为尼采的最后一个冒险试验的永恒轮回学说中，尼采的各种尝试的成果才以一种体系性的连贯性，一起构成了一种学说。在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中，人经历了从“你应该”走向“我意愿”，再从“我意愿”走向“我是”的双重变形，并且在最后的变形中，人对虚无的意志颠倒为对永恒轮回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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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咬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