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菩萨对联(观音菩萨对联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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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南野望

脂砚斋评《红楼梦》时有句名言，“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草蛇，蛇行于草上，虽然蛇没有脚印，但依然会留下痕迹。灰线，拿一根缝衣线在灰上拖一下，线特别地轻，那痕迹也就很恍惚。

通俗点说，就是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埋下了伏笔，虽然那伏笔藏得很深，但有心的读者依旧能够读出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的意思来。

现实和历史，当然不似文学作品一样，由作家的“上帝之手”来一一来安排，严丝合缝。但处于历史中的人物，由于其性格、野心，却仿佛也如文学作品般，如此“草蛇灰线”，书写出一段“伏笔在千里之外”的故事。

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说客、前高级竞选顾问罗杰·斯通就属于这一类人。

斯通的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历经尼克松、里根、特朗普等多位总统。如今回看，不管是褒也好，贬也好，他终究是靠着自己一一埋下的伏笔，登上了历史的高台，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更串起了一段交杂着失败、成功、野心、欲望和丑闻的美国政治史。

一、罗杰·斯通逃过一劫

周二（7月14日），本是罗杰·斯通前往监狱服刑的日子。但早在此前的7月10日，特朗普动用了总统特赦权，宣布为斯通减刑。虽然斯通的有罪判决依旧有效，但特赦令免去了他的牢狱之灾。

今年67岁的斯通，一半意大利人血统，一半匈牙利人血统。他不似特朗普般一直满头乱发、表情失控，总能被截成各种表情包，活在全世界人民的对话框里；无论是黄毛小子的时候，还是如今已经满头白发，斯通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配上他那张同样一丝不苟、很少表情失控的瘦脸，乍一看，总觉得透着精明和城府。

而斯通和特朗普的友谊已经超过40年。

对于斯通的调查和定罪，源于他的两名同事的指控。这两人指称，斯通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与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合作，抹黑了希拉里·克林顿，也就是俗称的“通俄门”（指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调查。

虽然斯通和阿桑奇否认了这些说法，不过，2019年1月25日，斯通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家中被捕，并被指控干扰证人、妨碍调查和虚假陈述。

2019年11月15日，斯通被指控的七项罪名全部成立。2020年2月20日，斯通被判处40个月监禁，并处以20000美元的罚款。

刑期原定于7月14日执行，但由于特朗普的总统特赦令，斯通侥幸逃过一劫。回到家中的他，不仅戴上了“罗杰·斯通自由了”的口罩庆祝，甚至还在家中跳起了电臀舞。当记者联系斯通采访的时候，他甚至表示自己不得不换个房间，“因为这里有太多人开香槟庆祝”。

支持者说斯通是“王者归来”，反对者骂他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

不过很快特朗普的这一总统特赦令，就在美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巨大争议。

拜登的发言人第一时间谴责说特朗普是“再次滥用权力”，“不会为此感到羞耻”。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第二天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这是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国会将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无耻的不法行为。我们需要立法来确保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能赦免或减轻那些为保护总统免受刑事起诉而进行掩盖活动的人的刑罚。”

就连共和党内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在推特上说痛斥这一决定称：“这是史无前例、历史性的腐败：一位美国总统为一个人减刑，而这个人正是为了保护这位总统而向陪审团说谎，更因此被定罪。”

另一名共和党议员图米的批评相对较轻，但他也表示，为斯通减刑“是个错误”。

处于争议之中的，不仅仅是特朗普和斯通这一对相伴40载的“好基友”，还有伴随着美国立国的总统特赦权——

美国的特赦制度源自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法律制度。在君主制下，国王可以有权不受限制地赦免公民的罪行。美国的开国元勋赋予总统类似的权力，并写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

除了弹劫案之外，他（总统）有权对於违犯合众国法律者颁赐缓刑和特赦。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因为总统特赦权而产生争议了。此前最著名的一次争议，是他特赦了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前警长乔·阿帕约。阿帕约因为公然违抗联邦法官的命令，拒绝停止以抓捕非法移民为名义对拉美人进行歧视和随意拘留，而被判犯有藐视法庭罪。

特朗普赦免了阿帕约。

像和斯通“深厚的友谊”一样，特朗普和阿帕约耶也是长期盟友。纽约法学院比较法学教授卢迪·泰特尔评论称，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阿帕约是引发移民辩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同时也是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积极支持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赦免阿帕约似乎纯粹是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样的行为肯定不是温和宽厚的道义之举。”

二、尼克松的“小马仔”

斯通与尼克松

不过，还是让我们暂时抛开关于总统特赦权的争议，先从斯通初入政坛的那一刻讲起。

1972年，19岁的斯通大学尚未毕业，但已经加入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一只脚踏入了政坛。

初出茅庐，斯通就展现了他非凡的“贩卖丑闻”的天赋。彼时，尼克松与对手麦克劳斯基为竞争共和党党内提名，正打得不可开交。斯通轻轻一招就化解了僵局。他给麦克劳斯基捐了一笔钱，署名是 “青年社会主义联合会”。

捐完钱，斯通反手把此事捅给了媒体，以此证明尼克松的对手是“左派的傀儡”。麦克劳斯基百口莫辩，很快在与尼克松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斯通泼得一手好脏水，但他这样的表现，连《纽约时报》都评价称，“堪称政治神童”。

“贩卖丑闻”这项天赋或者说技能，也伴随了斯通此后的政治生涯、商业生涯。《纽约时报》甚至直言，斯通就是美国政坛的“丑闻贩子”：

调动记者、兜售阴谋、散布谣言，曾搅动过无数次风云……他自称“卑鄙的骗子”(Dirty Trickster)，对自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手腕毫不掩饰。Netflix曾为他拍摄纪录片《快找罗杰·斯通》(Get Me Roger Stone)，描绘这位既是真小人，也是黑暗天才的政客。

这位“黑暗天才”的政客，一直是尼克松的忠实信徒，他甚至将尼克松的头像纹在了后背上，纹在了两肩之间。

在尼克松晚年，斯通还为这位前总统组织了一系列晚宴，成群的记者在尼克松位于新泽西的家中聆听这位伟人关于世界大事的独白。看起来确实情真意切。

但也有批评家认为，斯通不过是想要借着尼克松夸大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从而成为“传奇”，进而将自己写入历史。

“唯一比被谈论更糟糕的，就是从来不曾被提及。”斯通从不掩饰站在舞台中心的欲望。

不过，斯通作为尼克松“小马仔”的政治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调查、弹劾，斯通“陷害”麦克劳斯基的故事也被挖出，他甚至因此丢掉了参议员的工作机会。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或许是一次打击。但在斯通那里，这段故事摇身一变，就有了另外的版本，“斯通是水门事件大陪审团所传唤的最年轻的一人”。

不过，也有人质疑斯通加入尼克松团队的真实性。里根总统的第一任政治主任Ed Rollins说：“斯通从来不是尼克松团队的一员，更没在白宫工作过。他总是假装自己做过什么，好为自己搏取名声。”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至少对斯通来说，很有道理。至于到底是盛名、虚名还是恶名，似乎也不重要了。反正经过“水门事件”一役，斯通的人生又增添了可供炫耀的资本。

三、特朗普的“老马仔”

斯通与里根

在尼克松之后，斯通为很多政治人物服务过，包括第40任总统里根，他为里根两次竞选都服务过，包括一次失败的竞选，一次成功的竞选，他还曾为参与过1996年总统竞选的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后来败给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服务过，他甚至还担任过年轻共和党人的主席。

保罗·马纳福特（左一）和斯通

1980年，斯通与人合伙成立了专门的政治游说公司Black，Manafort，Stone和Kelly。该公司名中的Stone就是取自斯通，而公司名中的Manafort指的是Paul John Manafort Jr.（保罗·马纳福特），他也是特朗普的幕僚之一，于2016年6月至2016年8月担任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负责人，2018年，保罗因涉嫌税收和银行欺诈被定罪，此前有媒体猜测，特朗普也打算特赦他。

凭借和白宫的良好关系，Black，Manafort，Stone和Kelly公司服务过一大批美国知名公司、行业协会和外国政府，例如曾经大名鼎鼎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烟草业协会，索马里前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菲律宾前总统、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

斯通和他的游说公司，甚至和老布什、克林顿总统府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不过，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特朗普才是斯通命中真正的贵人。在遇见特朗普之后，斯通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做总统身后那个最重要的男人。

2017年1月20号，当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结束后，斯通大步上前向（前）老板致意：“祝贺您，总统先生”。（为了更方便服务于总统竞选，斯通于2015年8月离开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叫我唐纳德就行了”，特朗普微笑回应。

这让斯通想起38年前，他第一次遇见特朗普的时候。

那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那一年1月，中美刚刚正式建交。

那一年，冥王星离太阳的距离近于海王星，旅行者1号发现了木星环，哆啦A梦和机动战士高达刚刚开播。

那一年，斯通才刚刚26岁，比他年长7岁的特朗普也不过33岁。用斯通的话说，当时的特朗普风华正茂。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斯通在自己出版的《2016，一位总统的诞生》一书中回顾了他与特朗普初识的过程：

1979年底，被派到纽约为里根助选服务的里根，正在为寻找大金主而焦头烂额。特朗普的导师、大律师罗伊·科恩为斯通引荐了特朗普。特朗普也因此成为里根竞选的最大金主之一。

斯通初见特朗普，赶紧恭敬自我介绍，特朗普微笑道：“叫我唐纳德就行了”。

两句“叫我唐纳德就行了”，两次微笑，相隔了38年，但意义却早已不同。

38年过去，在特朗普的总统之路上，斯通不仅仅是一位“谋士”，更是一位最坚定的支持者，鞍前马后，殚精竭虑。

1988年，特朗普打算过老布什的副总统宝座；1999年，特朗普认真考虑以第三党候选人身份角逐总统宝座；2012年，特朗普放风出山介入共和党初选；直到2015年， 特朗普终于玩真的了......这一切，都无不凝聚了罗杰·斯通的谋略和策划。

甚至特朗普私人生活的重大时刻，斯通也不曾缺席。他参加过特朗普3次婚礼中的两次——特朗普第一次结婚是在1977年，那时两人还不认识；也参加了特朗普父母的葬礼。

关于斯通2015年参与特朗普的总统大选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2015年，斯通先是作为高级顾问加入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后来又脱离团队，成为“最高调”的场外支持者，为特朗普的各种丑闻强力辩护。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通俄门”。2016年，在美国大选进入最激烈的时刻，在推特上和一位被认为是俄罗斯军情部门黑客的网友频繁互动，预言希拉里的黑料，预言鲍达斯的黑料。

后来，当自己遭遇调查的时候，斯通更是守口如瓶，似乎是不惜被认定为“作伪证”，也要保护特朗普。

而斯通的《2016，一位总统的诞生》一书，一言以蔽之，讲述的是斯通早在40年前就认准特朗普必成大业，并努力辅佐他最终美梦成真的奋斗经历。

这个故事，到底是宿命论，还是美国梦？

说到宿命论，斯通和特朗普之间最玄之又玄的时刻是在他们整整认识10年以后的1989年。当时，特朗普要急着坐飞机外出开会，斯通拉住了他，要跟他谈工作。结果那一次飞机失事，公司高管、机组人员全都不幸丧生。斯通救了特朗普一命，让他逃过一劫。

斯通可能也通晓我们中国的哲学，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甚至他还可能研究过《推背图》。

斯通说，“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成为美国总统”。

有人说，38年间，特朗普与斯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于今天，他要投桃报李，“冒天下之大不韪”，赦免斯通；也有人说，救命之恩，怎能不报？

但也有人说，现代政治，从来都没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温情脉脉的时刻。赦免斯通，不过是特朗普兵行险招，继续强化自己及政治盟友们被民主党迫害的形象而已。正如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的那样，“罗杰·斯通已经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他与这个案件中的其他许多人一样，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四、漩涡里的总统特赦令

数据统计，特朗普自担任总统以来，已经利用总统特赦令赦免了30余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的政治盟友、朋友。

除了斯通、阿帕约，特朗普还曾经赦免过：

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他是特朗普的度假村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定期客人；

保罗·波格（Paul Pogue），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波格的儿子和妻子曾向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捐款超过20万美元，而白宫将波格的慈善事业作为赦免他的理由；

还有作家、媒体人安吉拉·斯坦顿（Angela Stanton ），斯坦顿一直是特朗普最著名的黑人女粉丝，她还发表过极端的反同言论，“特朗普的白宫：让美国变得伟大。奥巴马的白宫：让美国变得同性恋。”

斯坦顿的犯罪理由听起来有些叫人啼笑皆非，她曾经多次参与汽车盗窃团伙。另外，她还是马丁·路德·金的侄女，倘若马丁·路德·金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回顾以往赦免权的使用方式，更加凸显了阿帕约事件的反常及其纯粹的反动目的。”卢迪·泰特尔对阿帕约被特赦的评论，似乎也适用于特朗普的多次赦免。

确实，自2017年赦免阿帕约以来，特朗普一系列的赦免令，在美国多次引发了关于总统如何行使特赦令的巨大争议。

卢迪·泰特尔说，赦免权的授予，反映了美国宪法制定者担心刑法执行的方式可能过于严厉，从而造成过度惩罚。

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4篇中这样论述：

“每个国家的刑法法典都无法避免必要的严厉性，如果没有对不幸过失的赦免机制，司法就会摆出一副过于血腥和残酷的面孔。”

“但开国元勋们并没有规定有哪些办法能够阻止行使豁免权的人罔顾正义。”卢迪·泰特尔说。

汉密尔顿可能确实不曾想到，原本是为了避免法律过于“血腥和残酷”的特赦令，如今却成了特朗普为盟友、亲信和支持者逃脱定罪的工具。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说，当特朗普赦免了阿帕约，对边界之上哭泣的孩童和焦急的父母而言，确实一如汉密尔顿所说的，过于“血腥和残酷”。

汉密尔顿的棺材板怕是都要盖不住了。

其实，不只是特朗普——虽然他的行为更加地出格，也更加地不顾利益冲突；回顾美国总统特赦权，可以说它一直是一部争议不断的历史。

例如，老布什对伊朗军售丑闻的6名当事人进行的特赦，比尔·克林顿在1999年对波多黎各游击队FALN成员提议的刑期缩短，以及小布什在2007年缩短副总统幕僚长刑期的行为，都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议。每个争议中，人们都在怀疑总统赦免罪犯背后的动机。

有学者认为，总统特赦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大卫·阿米蒂奇说，大多数开明的思想者对赦免权持异议。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写到：赦免权是一种君主式的权力，这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合。英格兰律师威廉·布莱克斯通则更为尖锐地评价道：在民主政体下，赦免权应当永不存在。

当然，说到总统特赦权的争议，又不得不再次说回尼克松。1974年8月，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被弹劾，最终宣布辞职后，也面临着多项调查。当年9月，继任总统福特运用总统特赦令使尼克松“对于任何起诉都可以不受审”。这一特赦令，可以说是提及美国总统特赦权争议的必举案例。

历史真是有趣，兜兜转转50载，当年那个尼克松的“小马仔”，终于混成了特朗普的“老马仔”。

彼时，作为尼克松小马仔的斯通，不只参与了尼克松的丑闻，也在近处观看了尼克松被总统特赦；

如今，靠“贩卖丑闻”终于混成特朗普的老马仔后，斯通竟然亲身体验了一次被总统特赦。

时间流逝，斯通的这一次被特赦，会不会被盯上“历史的耻辱柱”，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段故事，现在看来倒着实有些意思，真可以说是：

一个小马仔，五十年来草蛇灰线，

左也总统，右也总统；

两道特赦令，伏延千里同惹争议，

成也丑闻，败也丑闻。